二龙湖浩哥第一部 全球博士教育发展：趋势与挑战

在知识经济时代，作为国民教育体系最高层次的博士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有人认为，博士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催生了博士培养过程的“流水线化”倾向二龙湖浩哥第一部，致使越来越多的博士毕业生陷入结构性失业或从事的工作无法充分体现其学术训练价值的困境。也有人认为， 这是博士教育发展最好的一个时代。正如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前任主席李·舒尔曼所言： “我们把博士学位视为一个集智力与道德力量于一身的学位，并期望博士学位获得者能够担当起学科管家的责任，为知识的产生、评价、转换、传播和应用等工作奉献终身。”持续深入的学术讨论，正推动各国重新审视博士教育的战略定位。

博士教育的理念转型

在传统视域中，博士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以学术为职业的高层次人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博士学位是“高级研究资格证书”，博士培养项目“致力于高级学习和原创性研究”。因此，以往博士生的培养过程紧密围绕学术研究的规范与方法展开，以探究学术前沿、拓展知识边界为目标。然而，从国家战略层面审视，博士教育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支撑，其质量直接关系到一国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位势。为此，当下全球主要发达国家普遍高度重视博士教育，通过持续的资源投入和制度设计，培养能够在各行各业引领科技前沿、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高层次人才。

这一变化正在加速成为全球共识。早在2005 年，欧洲“博洛尼亚进程”中确立的“萨尔茨堡原则”就提出，博士教育在保持学术研究核心目标的同时，应关注博士生在学术界之外的职业发展能力，这体现了对博士生多元就业前景的前瞻性思考。2015 年在牛津大学召开的第二届博士教育进展国际会议发布的《牛津宣言》也提出：“作为新知识、新观点及新方法的创造者，博士学位获得者们卓有智慧、能力非凡且多才多艺，他们能够成功进入宽广的职业生涯，为技能型劳动力形成作出重要贡献。这对21 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尤为关键，必须受到充分认识和广泛宣扬。”这意味着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产业界，对博士培养走出“象牙塔”，走向工业界、政府部门和非营利组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共识，博士教育的“社会价值”被置于与“学术价值”同等重要的位置。

博士教育的规模扩张和结构分化

博士教育的规模扩张已成为全球普遍性现象。美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量从2010 年的158590 上升到2024 年的213564，英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量从2015 年的22325 上升到2025 年的26175，德国博士在校生人数从2019 年的182778 上升至2024 年的212437， 中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量从2010 年的47407上升到2024 年的96460。

与规模扩张相伴随的，是博士教育结构的分化——新的博士学位类型在不同国家先后出现。在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将博士学位分为学术研究博士、专业实践博士和其他博士三类，国产免费观看久久黄av片其中专业实践博士学位授予完成专业教育以满足执业许可或资格要求的学生，培养的是专门职业人才。在英国，知识经济的发展改变了科研工作的方式和知识价值的判定范式，催生了专业博士等新的博士学位类型。英国大学联盟与英国研究生教育委员会2025 年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在73 所样本院校中，77% 的院校提供研究型专业博士，18% 的院校提供授课型专业博士。在欧洲，欧洲高等工程教育和研究大学会议联盟于2025 年5 月召开“产业博士：塑造欧洲高技能劳动力未来”专题会议，热烈讨论了产业博士在弥合知识创造与创新之间鸿沟中的重要作用。

博士培养模式的结构化转型

博士培养模式正在经历重构：从生师二元互动转向多方协同培养。传统博士教育以“师徒制”为核心特征，博士生在单一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开展相对封闭的学术训练，其知识生产高度依赖导师的学术网络。然而，面对日益复杂的研究问题和多元化的社会需求，该模式正逐渐发生变化。

一方面，多学科协同培养成为重要趋势。第八届全球研究生教育峰会指出人类知识的发展一般是基于现有学科框架，而跨学科思维方式应成为当今博士教育的核心，并特别强调要培养研究生跨学科研究与合作所需的技能，为研究生和教师的跨学科研究提供空间和机会，重视跨学科的学生指导和研究在教师晋升和终身教职获得中的价值。在美国，欧美日韩精品一区二区三区四区国家科学基金会实施综合研究生教育与研究培训项目，旨在建立超越传统学科边界的创新培养模式，培养具有跨学科背景、深厚学科知识和综合能力的博士科学家和工程师，使其成为未来科研与教育领域的领导者。在英国，国家科研与创新署下设的博士培训中心围绕主题化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提供培训，目前在社会科学和生物科学的交叉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生物医学领域、国防安全领域等建有多个培训中心，为相关博士生提供全面资助和科研保障。

另一方面，校企联合培养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普及。在北美地区，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合作教育，已经从本科逐步提升至硕士、博士层次，实施工学交替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博士生创造将学术能力和专业技能应用于真实工作环境的机会。在欧洲，校企合作已成为普遍的培养模式。欧洲大学联合会发布的报告《联合博士教育在欧洲——研究者的科研合作与可雇佣能力培养》指出，34 所欧洲著名大学均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校企联合培养博士生的实践。新西兰商业、创新和就业部于2025 年正式启动“应用博士计划”，采用“双导师制”与“产业深度嵌入”相结合的培养模式，旨在培养连接高校科研与产业升级的“桥梁型人才”——这类人才既具备STEM 领域的学术深度，能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又拥有扎实的产业实践能力，能够直接将科研技术转化为企业竞争力。在日本，文部科学省于2026 年启动产业人才与科技人才培养项目，采用政府与企业共同出资的交叉聘任制度，让学生同时隶属大学和企业。中国开展的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已经实现有组织、成建制、大规模校企联合培养卓越工程师，构建起“共同招生、共同选题、共同培养、共享成果”和“师资互通、课程打通、平台融通、政策畅通”的“四共”“四通” 机制。

博士可迁移能力课程的兴起

博士课程体系的重心正在发生显著变化。从单一强调深度掌握专业知识，逐步拓展至对可迁移能力的高度重视。依据欧盟的一项研究，博士生的可迁移能力主要包括思考能力与胜任力、团队合作能力与联系能力、自我管理能力与胜任力、有效沟通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等。

可迁移能力是博士生适应日益快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的催化剂。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在2012 年发布的《从研究生院到职业生涯之路》报告中指出，可迁移能力课程的学习能够有效促进博士毕业生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缩小院校培养的质量规格和企业所需的高层次人才质量规格之间的差异。欧洲大学理事会发布的《重思博士教育：在学术界内外的职业生涯》报告指出，无论是学术界内还是学术界外就业的博士，在协作与团队合作、项目管理和沟通技能等软技能方面均存在明显的能力与岗位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因此，建议对所有博士候选人进行可迁移能力的结构化培养。

可迁移能力的培养主要依赖于博士选修课程的开设，例如专门的信息技术课程、领导力课程、写作沟通类课程等。但课程的有效性需要进一步研究。各行各业的用人单位仍对博士毕业生是否掌握关键就业技能存在疑问。博士生应于在学期间获得与工作单位、社会环境、行业组织及本学科以外人士互动的机会，以理解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从而真正学会将技能迁移和转化到不同场景中。

未来面临的挑战

在全球博士教育改革发展的同时，一系列挑战也逐渐产生，需要我们认真应对。

一是培养理念转型尚未在导师层面形成普遍共识。尽管博士教育培养目标正在从“培养学者”向“培养学者与精英并重”转变，但在具体实践中，许多导师仍然固守传统的学术训练模式，对博士生的多元化职业发展需求关注不足。培养理念的落地需要导师观念的更新和培养方式的系统性调整，而这显然需要时间。

二是博士规模扩张与学术就业岗位稀缺的矛盾日益突出。随着过去一段时间博士的大幅扩招，全球终身教职岗位的数量正在持续收缩，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吸纳能力明显下降。这将进一步恶化就业环境，导致大量博士虽拥有高学历，却难以进入理想的学术岗位，从而形成“学历通胀”与“学术内卷”并存的困局。

三是博士类型的多样化与评价方式的单一化形成张力。尽管专业博士、产业博士等新型博士类型不断涌现，但在实际操作中， 许多专业博士项目仍然照搬学术博士的培养模式和评价标准，由此导致“专业不专”的尴尬局面。

四是培养模式的多元化对博士教育的质量保障提出了更大挑战。跨学科培养、校企联合、双导师制等新型培养模式，虽然有助于提升博士生的综合能力，但也为质量保障带来了新难题——如何在不同学科、不同模式之间建立相对统一的质量标准？如何协调学术导师与产业导师之间的评价分歧？如何确保多方参与的培养体系能够很好地形成合力？这些问题尚无成熟的解决方案。

五是可迁移能力课程的加入模糊了“探究知识前沿”这一博士教育的独特目标。博士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培养能够创造新知识、定义科学问题、设计实验方案并进行独立判断的高层次人才。当博士课程中加入越来越多的可迁移技能培训内容时，如何在“提升就业能力”与“保持学术深度”之间取得平衡，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博士教育有可能在迎合市场需求的过程中失去其最本质的学术品格，这是所有改革者都需要警惕的风险。

来源：本文系原创二龙湖浩哥第一部，原载于《留学》杂志2026年第9期，作者王传毅就职于清华大学教育学院；作者吴筱君就职于清华大学政策研究与规划室